此次疫情加速了大数据、5G等新技术的发展与应用。疫情监测、远程医疗、物流配送等成为人们生活、工作的日常，新基建提前迎来巨大需求。今年3月，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提出，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4月20日，国家发展改革委首度明确新基建范围，其主要包括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等三方面内容。下一步，新基建应该如何推进成为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本篇文萃对不同学者关于如何推进新基建的研究进行了汇编，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这一主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新基建必须紧密结合改革攻坚、机制创新，与“制度基建”一体化推进
在2020年4月21日《党政研究》网络首发论文《新基建：既是当务之急，又是长远支撑》中，作者贾康认为，全面地看新基建与“制度基建”，绝非“二选一”的排斥关系，但二者又明显是不同性质、不同层次的问题。新基建是物质生产领域里与生产力直接相关、打造经济社会发展中科技引领力、支撑力的投资事项，“制度基建”是制度规则领域里与生产关系直接相关、深化制度安排“自我革命”的改革任务。按照新供给经济学达成的认知，制度供给能够有效激活科技创新与管理创新的潜力空间，进而促进生产力解放，所以与投资建设活动相比较，其更为深刻和具有决定性意义，是推进中国现代化的“关键一招”和“最大红利”之所在。然而，改革就其本身而言还不是目的，促进中国现代化的超常规发展、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才是目的之所在，所以从这种“抓改革，促发展”的基本逻辑关系来说，在解放生产力的进程中，更好地以新基建支持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才是努力奋斗的归宿。
认清这种关系，现阶段大力促进新基建，当然要充分注重紧密结合改革与机制创新，克服现实中的阻力，构建高标准的法治化营商环境，切实保护产权，培育契约诚信文化，降低市场准入，鼓励公平竞争，实质性深化政府“自我革命”，引导和推进企业混合所有制的发展，弘扬企业家精神，同时大力推进PPP等机制创新。这是新基建和“制度基建”应有的“一体化”推进过程。
地方政府需取消和减少阻碍民间投资进入新基建的附加条件
刘伟在《施工企业管理》2019年4月《在新基建中发挥民企更大作用》一文中认为，地方政府需取消和减少阻碍民间投资进入新基建的附加条件。要真正降低民间资本门槛，打破“玻璃门”“弹簧门”等现象，明晰民间资本的投资回报机制，激活投资动力。此外地方政府也应进一步加强自身诚信建设和法制政府建设。民营企业参与新基建项目，PPP是比较好的参与形式，但是由于PPP项目周期长，跨度可以达到10年甚至30年，地方政府PPP项目中既是商业合作方又是项目管理方，集运动员、裁判于一身，如何建立诚信机制十分关键。比如制定具体的风险防范措施、厘清特许经营和PPP的关系和界限。同时，完善纠纷的协商、仲裁和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等措施，保障我国PPP项目的稳健、规范和顺利运行。
5G网络建设提速将全面推动新基建投资落地
关鹤在《通信世界》2020年第9期《5G领衔“新基建”，网络建设走在前》一文中认为，作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中的重要一环，5G在加速推动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融合应用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新型基础设施所涉及的上下游企业都已经开始寻找与5G的结合点，5G应用从单一化业务探索向体系化应用场景转变，实践的广度、深度和技术创新性显著增加。
5G发展需要网络基础设施的支持，网络建设快、覆盖范围广的地方将在“新基建”大背景下抢占先机。各地政府正是看到5G对加快释放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动能的重要作用，积极推动5G网络建设，促进5G应用落地。未来5G领衔新基建，发挥5G对新基建和相关产业的带动作用，将进一步拓展创新创业新空间、加快经济转型升级，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新基建”与“旧基建”将以一个适当的结构比例共同推进
邵宇、齐鲁骏在《通信世界》2020年第7期《“新基建”需要供给侧与需求侧两手抓》一文中认为，与传统旧基建相比，新基建项目最大的不同在于其理念新、技术新、领域新。以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为理念的新基建发展规划，需要相配套的新技术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其领域包括但不限于泛5G设施、工业互联、智慧城市、区域交通、卫生服务与无人生产等方面。当然，我们也依然需要对传统基建项目加以建设和改造升级。新基建代表了今后的发展方向，但传统基建项目的总量贡献和区域需求也同样不容忽视。以日本为例，其人均铁路、公路保有量等都明显高于我国。我国东西部地区也需要根据地区间结构差异继续补足短板，比如西部地区应继续推进铁路、公路覆盖建设，东部地区则应结合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战略规划继续提高区域轨道交通、物流网络的建设密度，扩大经济圈辐射范围。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新基建”与“旧基建”将以一个适当的结构比例共同推进，成为我国“逆周期政策”的重要抓手之一，为经济发展结构转型奠定新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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