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全球肆虐，各国经济遭受重创。抗击突如其来的疫情，中国也付出了超常的代价，目前我国抗疫形势明显好转，疫情防控到了最后关头。近一段时间来，各地正按照中央的统筹部署，陆续复工复产。疫情对我国经济发展乃至世界经济走势带来怎样的影响？如何做好疫情防控下的经济工作？近日，中国国土经济学会首席顾问、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副秘书长、著名经济学家范恒山接受了记者采访，从经济趋势、疫情影响、产业发展、扶助重点、热门建设等方面，对“疫情与经济”的关系做了深入的阐述。以下为访谈全文。

问：您怎样看待新冠肺炎疫情突发给今年国家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

范恒山：我对今年经济发展持谨慎乐观的态度。应该说，这次疫情无论从范围还是从领域来看，其影响都是罕见的，对疫情给经济带来的损害要有足够的认识。但是也不能谈“疫”色变，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估计得过分严重，就目前情况看，疫情对国家经济造成的影响并不是毁灭性的，也不是不可以挽救的。

对国家经济形势分析观察，我一直持谨慎乐观的态度，所以属于谨慎乐观派。持这种态度的基础有三：一是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着多方面的困难和挑战，难以一帆风顺，因此无法超越现实基础和潜在能力盲目唱赞歌；二是我国经济发展又具有许多有利条件，特别是拥有一些独特的优势，中国经济不会出大的问题，因此也不能随意低估和唱衰；三是过去几十年的实践证明，中国经济发展具有很强的韧性，综合起来看长期向好的基本面难以改变。

对疫情侵扰下的中国经济发展，我也持谨慎乐观的态度。一方面要清醒的认识疫情发生带来的危害。近两个多月的情况表明，直观的看，一些产业特别是消费类产业受到了较大冲击或严重影响。事实上，由于产业发展的连带关系和疫情管理的联动效应，不仅消费、而且投资和外贸，不仅三产、而且一产和二产都会受到影响。据统计资料，1—2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13.5%，服务业生产指数下降13%，固定资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及出口分别下降24.5%、20.5%和15.9%，2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只有35.7%，可见疫情对经济冲击的严重性。估计一季度的经济增长会明显低于原来预期和近些年的同期增长。疫情严重地区甚至可能会出现负增长。另一方面要全面的辩证的和联系以往的状况来看今年的经济发展。我认为疫情只是我们估计的若干经济风险中的一种表现，它对经济的冲击是短期和阶段性的。就当前情况看，并没有形成毁灭性的打击。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基于应对经济下行的压力、实现稳增长提出了一系列重要举措，如果能把这些举措落实好，在针对疫情危害推出一些新的举措，那么疫情造成的负面影响是可以克服的。今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等既定目标是可以实现的，经济增长也可能保持一个相对较好的水平。

问：您能否深入谈一谈疫情防控和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

范恒山：要全面的、辩证的看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我前面谈到疫情对今年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强调目前这种影响对全年经济发展来说并不是毁灭性的、也不是无可弥补的。在这里我要强调，在疫情面前，今年经济发展仍然有回旋余地和发展空间，具体来说可以概括为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就经济发展本身看，经济运行并没有因疫情而完全停止，经济增长或呈现前低后高的走势。主要原因是：其一，疫情虽然对一季度消费造成了冲击，但这种冲击并非是全面彻底的，刚性消费不会因此减弱，特殊消费还会明显增加。例如，集中看电影、到商场购物等社会聚集型消费中止或减少了，但家庭型消费仍然存在；除了因过年提前囤积年货外，疫情期间必要的生活消费并没有减少，而口罩、消毒用品、洗涤用品等消费会大于平时。其二，对于有些经济活动来说，疫情的发生只是改变了其运行的方式。因为抗疫，又倒逼或催生出许多新的经济运行形态和商业模式。疫情期间，传统零售实体店损失很大，但线上业务则有了比较大的发展。资料表明，因为疫情，很多单位都必须采用在线办公，钉钉、微信、快会等公司很快就对已有产品进行了调整和升级，或专门根据企业需求进行产品定制；各种在线教育、在线问诊、在线娱乐等平台用户量增加数倍；美团、盒马生鲜等开通网络购物专区，还出现过“一菜难求”的现象；顺丰快递业务在疫情期间增加4成。各种形式的“宅”经济也纷纷涌现，电子商务、线上办公、网络教育、家庭娱乐等得到开拓和发展。其三，一些被抑制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在疫情过后必然会出现反弹，而这种反弹甚至可能会形成倍加效应。这一是因为一些惯常需求因疫情影响被延后而不是被消灭了，另一是由人的心理因素等形成的消费激发效应。如国内外旅游、非食品性购物等。这一点在2003年“非典”疫情的经历中反映得比较明显，例如进出口在“非典”盛行的二季度明显放缓，但三、四季度大幅攀升，全年GDP也取得了10%的好成绩，高出2002年0.9个百分点。其四，这次疫情使全国都受到了影响，但并非全国都面临着同样的灾难。疫情分为中心区域和非中心区域，中央依此提出了分区分级差异化防控，这意味着面对当前疫情，生产活动可以分区分级推进，经一个多月来的实践也正是如此。这就是说，疫情并没有导致中国经济全面停摆。其五，整体而言，今年提出的硬性发展任务不会因为疫情出现而流产，比如打三大攻坚战、推进一批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等。只要这些硬性任务能够落实，中国经济因为疫情遭受的损失就能够弥补回来，经济运行也就不会出大的问题。其六，疫情出现能够强化国家产业或领域补短板的速度和力度，预计疫情防控、卫生检疫、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领域的需求在今年将得到超常规的快速发展。这意味着，一些未来的投资消费会变成今年的投资消费，这是一种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别样“寅吃卯粮”。其七，疫情发生在不是重要生产季的第一季度，这可以说是不幸中的万幸，这就在时间上为经济恢复与发展提供了回旋余地。由于春节等因素，一季度占全年经济增长的权重往往比较小，主要国民生产活动集中在后三个季度，除非特殊情况，一季度的损失是可以在后三个季度得到弥补或消化的。

第二，就环境条件看，中国具有的一些特殊优势有利于加快今年疫情后经济修复与提升的进程。至少包括这样两点：其一，中国制度条件下的特殊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使得疫情防控和生产恢复之间的转换极为迅速，近乎于“无缝”对接，这大大减少了经济的损失。这次在疫情仍然较为严重的时候，国家就对战“疫”与生产恢复有机结合做了全面部署。从现实看，绝大部分企业已进入复工模式。从第二季度开始，除极少数地方外，全国可望进入正常生产生活状态。其二，由于特殊的经济体制和产业体系，中国具有不同一般国家的资源要素、整合能力和较为完整的产业链条，这使得在“抗疫”这一特殊环境下规模经济支托效应、产业集群的配套效应等得到更充分的发挥，从而促进市场快速整合、资源高效配置、成本明显降低，最终促进经济加快发展。

第三，就风险应对看，我国社会通常具有灾前未雨绸缪的思想准备和灾后越挫越勇的精神素质，这有助于推动今年经济走出困境。突出体现在：其一，在长期的实践中，我们认识到经济运行不可能一帆风顺，在谋划经济发展时往往把各种风险的发生作为一个必然参数来把握。这种风险可能是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也可能是其他突发事件。经济运行中既面临“灰犀牛”、又面临“黑天鹅”，还可能碰到“蝴蝶效应”。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冠肺炎疫情这类风险是在预估之中的。当然，反过来说，一些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因素也可能随时出现。例如，前两年打得异常激烈的中美贸易战在目前则趋于缓和。结合起来看，新的有利因素产生是可以抵消一部分新出现风险带来的消极影响的。其二，“千磨万击还坚劲”，中国人民具有的同甘共苦、同仇敌忾的奋斗精神在灾难面前往往表现得更加突出，能够直接衍化成做好工作、实现目标的决心和信心。应对疫情、促进经济恢复和发展，信心比黄金更重要，中国人民的这种信心在今年疫情发生的特殊环境下会起到特殊作用。从当前看，人民群众普遍对国家经济发展充满信心，比之抗疫环境下一些国家的状况，这一点体现得特别明显。

问：在您看来疫情过后推进经济发展要特别注意哪些问题？

范恒山：要警惕为争速度而回归到粗放型经济发展老路上。疫情发生对经济发展造成了较为严重的负面影响，一旦疫情防控形势好转，恢复生产、推动经济发展的激情就会很高，在这个时候，最要注意的就是防止病急乱投医、“捡到蓝子里的都是菜”，为了追求经济增长不顾其它，导致经济回归到粗放发展的老路上去。

十八大以后，国家着力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走质量和效益不断提升的集约、创新发展之路。明确提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强调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调整经济增长速度，推动结构优化和动能转换。特别是实施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三去一降一补”。经过这些年的努力，取得了明显的进展，特别是在去除落后产能、过剩产能方面效果明显。疫情过后推动经济恢复与提升，要立足于巩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果。有两点要特别把握好：

第一，要坚持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方向。也就是坚持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创新引领、效益提升这样一个方向，不能只盯住速度下力气。我以房地产发展和口罩生产作为例子。大家都知道，房地产行业涉及到的产业领域非常广泛，是投资的重要支撑，也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推手。过去很多年，房地产一直是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力，各个方面都很看重。但房地产的发展也带来了资源要素错配、经济脱实向虚等问题。按照新的发展理念和优化结构与动能的要求，中央对房地产行业进行了明确定位，概括的说就是“房住不炒”。经过近些年的努力，效果明显，既有效遏制了经济的泡沫化，又实现了房地产业的稳中有进发展。如果为了追求经济快速增长，在疫情过后放任房地产业的发展，那就会使这些年的努力付之东流，一系列不良后果就会重新出现。疫情发生以来口罩需求急速增长，进而导致生产设备和原材料数倍增长。目前国内口罩日生产能量突破 1 亿只。据了解，不少企业转行搞口罩生产。但这是在疫情环境下的特殊情况，不能当成常态。疫情期间和疫情过后口罩的供需情况差异会很大，效益水平也会完全不同，所以相关投资者和生产企业就应有一个客观冷静的分析判断和科学的调整策略。

第二，要抓住机会补短板。既然是短板，那就说明是有需求的、有效益的。过去经济社会发展中就存在不少短板，这一次疫情又暴露出了许多新短板。这些短板的弥补涉及到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涉及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的满足，也涉及到经济的持续稳定的发展。促进经济恢复与提升，保障国家整体安全和人民切身利益，要抓住时机补短板。最重要的要补齐三个方面的短板：一要补齐区域发展的短板。到去年底我国人均GDP超过一万美元，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但是地区间差距很大。人均收入的差距就更大。目前实施脱贫攻坚的贫困人口，是按2011年设定的人均年收入2300元人民币划定的，经过持续的扶贫攻坚，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已从2012年末的9899万人减少至2019年551万，今年将全部脱贫。但即便如此，也是一个很低的水平，还要继续努力，按照新的标准和要求促进相对贫困人口不断提高收入水平，走向共同富裕。要知道，我国人群间收入差距悬殊，据胡润全球富豪榜显示，拥有10亿美金以上的超级富豪人数已经超过了美国和印度之和，但仍有数以亿计的人群的年收入处于很低水平。缩小区域差距既关系到社会稳定，又关系到经济发展，应总结经验，进一步加大工作的力度。二要补齐基础设施的短板。我国的基础设施发展很快，但距离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距离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求还比较远，既有整体提升的问题，又有结构平衡的问题。比如，我国高铁里程居世界第一，但各类机场则并不充足，尤其是具有多种功能的通用机场比较少，与美国相比差距还很大。跨区域、沿流域的铁路和高等级公路建设还需加强。另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普遍薄弱，特别是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缺口较大，这方面也需要进一步加大力度。而加快基础设施补短板，将带来巨大的经济发展能量。三是要补齐公共事业和公共服务发展的短板。尤其是要补齐教育、医疗、文化等方面的短板。这次疫情暴露出了我们在公共事业发展特别是医疗卫生和疫情防治方面存在的薄弱环节，像武汉这样大的城市、医疗卫生资源这样雄厚的地方，在疫情面前都显得捉襟见肘、手足无措，其它大部分地方的应对能力就可想而知了。补齐公共事业、公共服务短板还有一个实现均等化的问题，要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问题解决好，难度就更大，我们应借此机会加大力度，提升速度。　　

问：您认为疫情过后恢复生产推动经济发展特别需要关注什么？

范恒山：把扶助中小微企业发展放到突出重要的位置。疫情过后推动复工复产和经济发展涉及到很多方面，可谓千头万绪，但我觉得应该把扶助中小微企业的发展放到突出重要位置。从根本上说，这是由中小微企业的特殊性质所决定的。一方面，受自身条件限制，中小微企业在灾害和风险面前回旋余地小、抵抗能力差，很容易遭受毁灭性打击；另一方面，中小微企业数量众多、分布领域广，经济活动关系千家万户，联接四面八方，不仅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者，而且是社会就业吸纳的主体，扶助中小微企业不仅是救经济、还是救就业。无论多么大的灾情，只要就业稳住了，就不会出大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小微企业运行的状况体现着国家经济恢复的显示度与经济发展的活跃度，我们在平时就应该重视中小微企业的发展，在疫情环境下，更要对中小微企业高看一眼、厚爱三分。眼下受冲击最大的无疑是中小微企业，我们要采取强有力措施，帮助它们克服困难、度过难关。

在支持中小微企业方面，我以为特别需要把握两点：

一是不仅政府及相关机构要发挥重要作用，大企业也应该积极履行职责；

二是不仅要做一些应急的事情，还应抓住机会做一些有利于长远发展的工作。疫情环境下中小微企业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自有资金少、刚性开支大，产业链条比较脆弱，劳企关系不稳定等，要以解决这些问题为抓手，举一反三、顺水推舟构建中小微企业持续发展的软硬条件。一是切实减轻负担，包括减税降费、减免房租、停息贴息免息等；二是提供资金支持，可以考虑采取发行特种债券、增加无息和低息信贷、建立专项扶助基金、实行税收返还和一定比例社保费用退补等；三是实施特殊帮助，包括实行定向采购、开展以工代赈、给予运营指导等；四是促进环境优化，包括疏导供需链条、提供人才招聘培训服务、协调劳企和企企关系等；五是强化公共服务，包括推动建立适合中小微企业的卫生服务与防疫体系、完善在线服务网络、打造工业互联网平台等。总之，有利于救助中小微企业的举措要能出尽出，真正做到千方百计、竭尽全力。

问：您怎样看待疫情冲击下的世界经济走势和中国经济的作为？

范恒山：背水一战争取“风景这边独好”。疫情正加速在全球蔓延，世界卫生组织表示疫情已具有全球大流行的特征，目前传播的速度越来越快，似有愈演愈烈的态势，考虑到疫情蔓延对一系列经济活动的影响以及防控疫情有一个基本的周期，世界经济遭受打击是必定无疑的。目前各方面对疫情给世界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估价不一，有的认为世界经济衰退的状况会大大高于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可以与上世纪20年代末发生的大危机相提并论；有的甚至认为危害程度会超过1929—1933年的大危机；有的判断中国可能会是今年世界范围内唯一保持正增长的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将陷入衰退、明年才有望复苏。我的看法是，不仅疫情本身会直接冲击到经济发展，而且会带来一系列其它问题，导致经济的进一步恶化，例如贸易保护主义可能会进一步加强、经济一体化进展可能明显减弱、现存产业链条可能会被打断和形成重组，全球金融系统性风险可能引发等等。包括美股大幅下跌、8天来出现四次熔断等非常情形，给世界带来了新的变数。在这样的环境下，世界经济陷入衰退将是不可避免的，2020年的世界经济增长肯定会低于2019年。但是否走向萧条，则取决于疫情防控的时间和各国采取的刺激经济的措施。总体上看，陷入衰退应当是短期的，出现上世纪20年代末那样的大萧条概率比较小。目前各国在实施疫情防控的同时，也紧急出台了一些经济刺激措施；一些国际或区域性金融机构也以货币宽松为主调，采取了一些超常规动作。如果各国各地区合作联手，将会一定程度的降低世界经济的损失、缩短经济衰退的时程。但我们对疫情及其衍生因素给世界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要有足够的认识，宁可把问题估计得更为严重一些，遵从底线思维、危机思维来谋划应对措施。

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已经紧密联系在一起，世界经济的进一步走低以及伴生的一系列负面因素无疑会影响到中国经济发展。我们非常期望有一个好的外部环境，并致力于一系列工作去推动它的形成，但这并不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已。但同时要看到，中国自我发展的空间十分广阔，内需在中国经济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外部形势难以把控的情况下，依托挖掘内部需求，仍然能够推动国民经济平稳向前发展。也就是说，通过自身扎扎实实的努力，我们能够做到“风景这边独好”，事实上，这些年中国经济的稳步发展主要靠的就是内需的力量。

但“天上掉不下馅饼”。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任务，需要变压力为动力、善于化危为机，把发展的巨大潜力和强大动能充分释放出来。在前面我已经谈了相关的内容，这里我只谈一点。最近社会上讨论的一个比较热门的话题是发展“新基建”。明确提出“新基建”这个词是在2018年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央要求大力发展特高压、新能源汽车充电桩、5G基站、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等领域。在疫情环境下，不少专家主张把“新基建”作为稳投资、扩内需的重点甚至是首要任务。怎么看待这一点？如果就基础建设来说，我的基本主张是“新基建”和“老基建”要并重共举。

理由有四：一是“老基建”仍然有很大潜力。这一点在前面已经谈到了。二是“老基建”同样需要高科技作支撑。“新基建”的特点是基础设施和高新技术的结合，但当前形势下“老基建”也不是停留在传统的建设水平上，它与日益发展的科学技术是紧密结合的。那些正在和即将建设的“老基建”，都会是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的充分体现，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是传统的基础设施和现代基础设施的一种融合。而某些“新基建”其实就是发展中的“老基建”的技术支撑，脱离了“老基建”这个载体，有些“新基建”就难以立业建功。三是单靠某一个方面都难以挑起促进经济稳步发展的大梁，也不必厚此薄彼。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新基建”的发展，因为其发展不仅仅关系到国家经济发展，而且涉及到抢占世界科技发展制高点，而后者又关系到国家在国际关系、国际治理体系方面的地位和作用。在“新基建”方面，能走多快就应当走多快。但与此同时要加快推进以现代科技作支撑的“老基建”建设，在这方面，需要建多少就要努力建多少。四是“新基建”的建设应当坚持市场和政府推动相结合。在“新基建”方面，政府和市场各有优势，只有把这种优势结合起来，才能走得快、走得好。市场能够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方面应充分依靠市场，但完全依靠市场可能会碰到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由于市场具有很强的选择性，这样会使投资巨大、效益回收周期长的新基建项目难以尽快提到建设层面，在激烈的国际竞争面前有可能贻误战机；另外一个问题是市场整合资源集中攻坚的能力相对薄弱，且一般企业很少具有像华为公司那样的长远意识和战略眼光，因为达到这样也是需要条件的。而在这两个方面，中国各级政府都具有特殊的优势。因此，推进“新基建”建设一定要坚持市场和政府的有机结合，发挥两个轮子的驱动作用。

最后，我想说，困难是暂时的，疫情防控终将取得成功。我们要基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形势来审视自已、谋划发展。在这个巨大的变革过程中，中国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也面临着十分严峻的挑战，我们要清醒的认识外部环境的复杂性和内部矛盾的多样性，努力用战略智慧和务实工作去抓住机遇、化解挑战，在第四次产业和科技革命的发展进程中，在国际合作和竞争的环境中，掌握主动权、占领制高点，不断巩固和发展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势头，争取现代化发展目标的早日实现。

●文章来源 | 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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