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作为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关键层级，具有承上启下的枢纽作用、以城带乡的引擎作用、以点带面的示范作用。与省、县等层级相比，市级既有着更灵活的政策探索空间、较为雄厚的物质基础、统筹协调资源的动员力量和大胆尝试新模式的回旋余地，也面临着矛盾隐患更突出、防范化解难度更大等问题。因此，准确把握城市治理规律和特点，从党建引领、人民至上、机制带动、创新驱动等方面聚焦蓄力，有助于不断提升城市治理效能和现代化水平，以“城市之治”助力“中国之治”。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在城市治理中，应坚持党建引领，着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一是党建“引领”。应立足于城市承上启下的中观定位，科学把握城市治理规律和特点，强化顶层设计、高位推动，始终发挥党委领导、利益协调、服务凝聚、资源整合、价值导向作用。以党建引领为基础，在城市治理中，应建立社会治理责任管理体系和综治领导责任制，树立党建红色服务品牌，汇聚党员红色力量，把党建贯彻到基层社会治理各个方面和全过程，促使基层社会治理工作越来越扎实，呈现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最大特色。

二是政府“善治”。在城市治理中，一方面，政府应秉持责任理念，大力整合各类社会治理资源，细化职责任务，落实管理区域和人员，打造网格化管理，实现矛盾纠纷随时报、隐患问题随时拍、社会治安按时巡，从而促进治理精细化、服务精准化。另一方面，政府应转变自上而下单向度治理方式，积极拓宽政民沟通渠道，建立网络问政平台，充分听取民意、集中民智，推进政府、市场、社会良性运行和协同均衡。

三是多元“共治”。在城市治理中，应坚持共建共治共享理念，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促使各种分散的治理产生聚合效应。一方面，推进社区、社会组织、社工“三社联动”，拓展社会组织服务边界及服务对象，以主体塑造的方式积极融入社会治理体系之中。另一方面，发挥社工专业优势，以专业化、职业化的能力素养，及时回应社区居民需求及特殊群体需要，筑牢善治坐标。

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也是各级政府的根本宗旨。不论政府职能怎么转变，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都不能变。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必须以使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为目标，在为民服务中见广度、求深度、增温度。

一是集中精力做好民生工作。在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过程中，治理部门应本着“简政、放权、提速、增效、便民、利企”的原则，围绕与百姓、企业息息相关的户籍管理、交通管理、出入境管理、治安管理、消防管理、网络安全等方面，制定实施相关措施。具体而言就是减事项、减环节、减材料、减程序、减时限，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全速提高办事效率。

二是“一网通办”优化社会服务。各级政府应充分利用网络综合服务平台，增加服务事项类别及数量，提高办结率和群众满意度。针对矛盾纠纷做好排查预警化解工作，治理部门还应建立专业法律服务群，使每个微信群都有法律专家、律师、人民调解员、公证员和法律志愿者参加和管理，全天候及时解疑释惑、消除隐患。

三是刚柔并济使管理和服务不缺位。在城市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应构建政府、社会和家庭“三位一体”服务管理模式。各级政府要注重加强特殊人群服务管理，强化“微+”服务管理，做到全程服务管理精准化。同时，治理部门还应推进心理疏导服务，选聘心理咨询师，在村居、社区建立心理咨询室，对社区居民加强心理疏导、辅导和干预。只要统筹用好各方面的资源和力量，城市治理的成效会更多更好更公平地惠及民众。

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积极打造矛盾多元调解机制，做到小矛盾在基层调解，大难题有平台支撑，最大限度把矛盾解决在基层，实现矛盾不上交。

一是“全市域”织密防线。就城市治理现代化而言，应深挖新时代“枫桥经验”精髓，聚焦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稳定、关系人民切身利益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完善纵向贯通的“市级—县区—乡镇—村居”四级调解网络，做到矛盾层层防控，以此实现矛盾不上交。

二是“多层次”联动联调。城市治理现代化应统筹党政组织、政法机关、行政部门、社会团体和新闻媒体等资源力量，实现矛盾纠纷联调联动。以此为基础，各级政府应推进访调一体化建设，对初信初访案件，人民调解先行介入调解，对重大、群体性信访案件，统筹法律服务资源，组建调解工作专班，合力攻坚。各级政府还应延伸拓展人民调解职能，组建涉及医疗、交通事故、保险、物业、校园和土地资源等内容的专业性人民调解委员会，推进实体化运转，做到调有专人、询有权威、解有实招。

三是“长效化”定纷止争。在城市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应不断完善基层矛盾化解机制、信访联席会议、信访考核等机制，处理好各种各样的信访问题。各职能部门要主动作为，聚焦疑难复杂矛盾纠纷和信访案件，综合运用法律咨询、释法析理、引导诉讼、组织听证、法律援助、证据保全公证、发放救助金等手段，积极参与矛盾纠纷化解。除此之外，还应完善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引入律师以第三方身份介入信访矛盾化解工作，形成强大的治理合力，共同解决各类诉求。

大数据时代，整个社会对科学技术的依赖程度越来越深，依托于大数据的“云治理”将成为城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模式。

一是“云端”上精准供给。城市治理现代化应以科技创新驱动治理效能，充分发挥大数据的资源优势，夯实智能防控科技根基。具体而言，通过数据库授权方式，为业务部门提供基础数据共享；通过信息资源服务平台，以接口模式提供平台间数据交换应用；通过请求服务方式，提供部省级和外地市数据资源共享；通过视频图像联网共享平台和治安卡口平台，提供跨地区、跨部门的视频图像资源共享；通过信息比对预警系统，及时推送预警信息，实现共享方式多元化。

二是“数据脚印”精准防控。城市治理现代化应结合“智慧城市”建设，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推动社会治理体系架构、运行机制和工作流程创新，提高运用大数据辅助决策能力，推动从依靠直觉与经验决策向依靠大数据决策转变。政府部门应提高运用现代科技强化治安防控能力，推动从被动“堵漏洞”向主动“防风险”转变。同时，还要融合社会监控接入，打造全方位、立体式“天网”，以实现视频资源的按需索取，多种数据共融交互、随需而用、有痕可查、自动预警。

三是“信息制导”精准打击。城市治理现代化应聚焦信息分散、整合不够、流转烦琐等瓶颈问题，积极构建社会治安资源汇聚融合机制、每日会商机制、重大案件同步上案机制等，将社会治理的平台资源、系统资源和数据资源等全部汇聚，实现被动防守型向主动进攻型转变。

当前，各地城市治理的经验做法和实践亮点，体现在注重因地制宜，突出地域特色，这符合城市发展规律。“十四五”时期，探索新时代城市治理现代化之路，需紧扣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理念内涵，突出多主体的整体性功能及其嵌入性特征，从党建引领创新、政府主导营造多元共治、智慧科技致力“以人民为中心”的行动逻辑出发，积极探索“三治融合”，以此撬动城市治理机制优化和效能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