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 |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2015年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一个说法，不要追求V字型的经济复苏，判断中国经济走势，长期看是大写的L型的发展轨迹。结合我们自己的研究，借此机会谈一些最近的思考。
现在中国遇到的经济问题就是经济增长减速，这是第一大问题，所有其他问题都是由此衍生出来。所以，应该认识经济减速是怎么造成的，为什么说这次不一样。
已有研究对中国经济增速的判断
首先看一下最近一些专家对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判断。国际上真正比较严肃的研究，各种声音都有，很多人认为中国是需求侧的，认为是一个经济周期中的减速。他们做了实证研究，找出一些理由，但最后我们发现恰恰他们讲的不是需求侧的，大部分还是从长期趋势变化来讲。
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2014年萨默斯和合作者的一篇文章，谈到回归均值，就是不要指望以超常的增长速度能长期持续下去。长期来看，终究要回到均等水平，均值在文中的解释就是世界平均增长速度。世界平均增长速度大体就是3%。所以也能看出他们的预测，从2013年到2023年之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是5%，从2023年到2033年之间是3%的增长速度，也就是回归到均衡。他没有讲道理，只是说有这样的规律，中国也要遵循。
巴罗谈到的是条件趋同理论，如果具备了若干条件，落后国家会增长的更快一些，落后国家增长更快一些，但会逐渐和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趋同。也就是说，你可以比别人的速度快一些，但是长期看趋同的速度有一个规律，趋同的部分不太可能超过2%。因此，中国过去大大超过了这个规律，最后也要回到这上面，不是意外。因此，他对中国经济的预测也是3%。当然，他的文章发表时，已经说明他的预测是失败的了。
这两个研究有一个共同特点，都在讲中国，但是都没讲中国的任何故事。
艾肯格林和合作者的研究把所有能够找到数据的国家，和能够找到数据的历史弄到一起，形成一些减速的规律。他们认为中国在目前收入水平上，结合所有国家的平均水平来看，中国经济增长是要减速的，减速幅度可以超过一半。也就是说，减速是确定的事，是一个特定的点，中国也应该会发生。但是，他有一个更深入的地方，在探讨减速的一般规律时注意到一些国别因素，不同的国家可能有自己的因素，包括中国，他也努力提炼出一些。总的来看，他提出很多我认为是需求侧的因素，和中国现在发展阶段、面临的问题不太一致。比较有代表性的意见是，大概全要素生产率表现不好，可以解释减速的80%以上，和中国现在讲的创新发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一致的。
总的来说，这些经验研究都很细腻，也说明了一些规律，但是讲的更多的还是森林对特定的一棵树，而且是中国这样一棵不同寻常的大树的研究，这本身是不够的。
国内也有很多的研究，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的观点比较有代表性，而且在方法论上是最有道理的。他主张中国的问题是面临需求侧的问题，是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影响的，因此可以看到一个V字型复苏。但是，复苏之后中国经济长期看应该是什么样的潜力呢？实际上也是一个后起的趋同的赶超的观点。看一看中国目前处在什么样的发展阶段，通过比较早先的那些经济体有过什么样的经历，中国目前人均GDP相当于美国的20%，这个阶段相当于日本的1951年，新加坡的1967年，台湾的1975年和韩国的1977年。在这些年份之后，这四个经济体都经历过20年的高速增长，日本是9%，新加坡8%，最差的韩国也实现了7.6%，所以林毅夫教授得出中国经济的长期潜力是8%。
这个方法是对的，但是他用人均GDP来判断发展阶段，可能忽略了中国的一个特征。对我来说，中国很重要的国情，不同寻常之处就是未富先老。虽然中国处在这样的发展阶段，人均GDP比较低，但是老龄化程度，人口转变的阶段已经发生变化，已经超过了很多其他的国家。
如果人口因素假设可以代表一个发展阶段的话，15岁到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中国是2010年。这个水平在历史上其他几个经济体，与人均GDP指标并不同步，日本不是发生在1951年，而是1990年到1995年，韩国发生在2010年到2015年，还有比中国晚一点的，新加坡是2015年到2020年。这足以证明，按人口转变阶段来看，中国的发展阶段已经大大不一样了。
进一步还可以从抚养比来看，如果设计一个函数，找到什么是人口红利时期，通常经济学家会用人口抚养比做人口红利的变量。具体比较一下，日本的人口抚养比虽然在1970年就基本降到底部，但没有马上上升，稳定了20年，九十年代才开始上升。中国大体上是2010年左右降到最低点，新加坡和韩国与中国差不多，同样证明按人口红利来说，中国是在非常低的人均GDP水平上就开始丧失人口红利。所以，按照这一标准看，中国可能就没有20年8%的增长速度了。
经济增长与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是什么？良好的人口年龄结构能够带来更好的生产要素供给，劳动力充足，人力资本充足，劳动力的转移还能带来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有高储蓄率和高资本回报率，人口红利消失意味着所有的因素都会变化。因此，按照生产要素的供给、配置、生产率提高的潜力，就预测了一个中国的潜在增长率的变化。历史增长预测，2010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大体是10%，从那时开始，就陡然降到“十二五”时期的7.6%，“十三五”就开始进入到6.2%的潜在增长率阶段。
计算出一个潜在增长率，还有一个实际增长率，将二者对比，用实际增长率减去潜在增长率，得出的差叫增长率缺口。如果是负数的话，说明不是能力不行，不是供给侧因素不行，是有需求侧的冲击，导致没有把能力充分发挥出来。因此只有存在负的经济增长缺口时，才是需求侧因素导致的。历史上曾经有过多次，出现比较大的潜在增长率缺口，也就是说是因为宏观经济的需求侧因素的冲击。而且，每次都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失业现象，每个间隔大体是九年到十年左右的时间，周期理论有一个叫朱格拉周期，正好是这样的长度。是什么原因可以不探讨，但历史上遇到的经济增长减速，的确是出现了经济增长的缺口，因此是典型需求侧的冲击性的因素。
但是，如果还保持这样的思维，还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是10%，与现在的增长速度6%到7%和10%做减法，得出的增长率缺口仍是负的，而且还在往下走，也就会很自然的认为，现在存在增长率缺口，是周期性因素，是需求侧因素。自然也就会追问，什么时候见底，就意味着还期待有一个V字型的变化。但事实上，潜在增长率已经降下来，已经是7.6%，进入6.2%，用实际增长速度进入这条路，实际上没有潜在增长率的缺口。经济增长速度是符合中国的能力的，跑的慢，是因为潜在增长率下降，而不是需求不足。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广告费越高，待遇越高，需求不会越低，只是供给能力下降了。
再看一下现实中经济增长速度是怎么降下来的？导致增长速度降下来的因素，是不能靠刺激解决的。今天遇到的问题，应该用生产函数公式来看生产要素的供给和配置效率。从生产函数角度来看，第一就是劳动力的短缺，导致工资上涨，和任何商品一样，数量的短缺，价值就上涨。在一定时间内上涨还可以用劳动生产率提高去弥补，但是如果上涨的过快，劳动力短缺过于严重，劳动生产率跟不上以后，就会导致单位劳动成本的提高。因为单位劳动成本是真实成本，和工资成正比，和劳动生产率成反比。可以提高工资，没有问题，劳动生产率只要能够相应跟上，单位劳动成本不会变化。通过和其他的一些发达制造业大国相比，会发现越来越和他们趋近，这是现实的因素。
第二，都说劳动力数量不足，导致劳动力短缺，工资上涨，其实原因是新成长劳动力逐渐下降。新成长劳动力就是各级毕业生，毕业未升学和辍学的，每年能够真正跑到劳动力市场找工作的人群，通过比较之后就会发现，实际上现在已经处在增长率为负的水平上。这就带来一个问题，过去都在说数量，但实际上这部分人代表了人力资本每年的增量，因此它是负增长率。从2014年到2020年，人力资本总量的增长率是负1.3%。如果教育没有大的变化，因此说人口红利的消失也表现为人力资本的减弱。
第三，劳动力短缺，储蓄率下降，更重要的是大量的资本替代劳动，导致资本劳动比的上升，结果是资本回报率下降，企业家到处都说现在找不到好的投资机会。经济学家可以告诉你，是因为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发生了。这是更重要的。我觉得讲人口红利的时候，资本报酬递减比讲劳动力短缺还重要一些。
最后一点，过去经济增长靠生产要素的积累，也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在中国当前情况下，接近一半来自于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部门到高的部门实现资源重新配置。这很可能也越来越弱，甚至将来可能得不到了。
看一下人口数据，16岁到19岁的农村人口，这部分人是什么含义？就是初中生到高中生，能够出来找工作的。这部分人基本上都是到城市来找工作。也就是说城市来的农民工就是这部分人。他们一定到城市找工作，而城市来的农民工也一定就是他们，二者是对应的。所以，真正的农民工增量就意味着16岁到19岁的农村人口。而从人口数据来看2014年达到峰值，从去年开始就是减少的趋势。很自然的预测到，农民工的增长速度一定会大幅度减慢，甚至近于零。过去都是以每年4%的速度增长，到2014年就只有1.3%，去年只有0.4%。这两者是一致的，而这一现象的发生就意味着急风暴雨式的劳动力转移实现的资源重新配置也即将结束，因为全要素生产力的提高速度也会大幅度的减慢。
与此相关，中国的城镇化是怎么构成的，每年城镇化增量怎么构成的。一部分大概16%是自然增长，城里人生孩子导致城市人口的增加。剩下的都是机械增长，靠迁移实现。而机械增长中比较重要的一部分，大概26%是农民工，没有解决户口，转到城市，在这儿打工，但是没有成为城市居民。如果他们的增速减慢了，城市化也会减慢。还有一部分最大的比例，53%是由就地转移构成的。就是说过去叫村，现在叫街道，就可以变成市民，得到户口。过去叫县，现在改名叫区，也可以改变户口。通过行政区划的改变实现农转非的户口，构成了城镇化，这部分是城镇化主要的来源。可以注意一下，过去一直讲户籍制度改革，但推进比较慢。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硬指标，不改就达不到硬指标，也就是说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要从目前的37%提高到2020年的45%。看上去不改户籍制度就达不到这个目标，这是很硬的，但是考虑到就地转移，其实是可以实现这个目标的。
这本身也不是坏事，也是城镇化。但是追求城镇化，追求劳动力转移、资源转移，是希望实现库斯涅斯过程，生产率从低到高。北京顺义县的人变成顺义区的人，户口改了，不用改变职业，也不用改变消费模式，这不是我们要达到的目标。
供给侧改革与L型增长轨迹
最后讲一下供给侧问题。供给侧主要的问题都不能靠刺激政策解决，因此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的改革。但是改革也有人说推进的不够快，至少还希望更快一些。为什么有进度令人不满意的问题？
有两个原因。第一，改革能带来红利，大家都这么说，但并不是每个人都真正相信，公众觉得改革红利有点看不见，摸不着，或者至少不敢说哪一项改革对应着哪部分红利。而实行刺激性政策，都可以假设说财政大规模开支多少，或者银行发放多少货币，应该对应哪些GDP的百分点。所以，在遇到供给侧手段或者需求侧手段的时候，可能还是容易拿那个容易看见的手段。
第二，既使认为改革可以带来红利，但改革不是中央一家决定，要靠全社会。公众会发现改革是要付成本的，有些改革成本可以确定，就是某些主体来付。比如户籍制度改革就是地方城市政府承受成本，到目前为止是这样。但是，改革带来红利，比如说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加劳动力供给，扩大消费规模，却不是某一个城市获得，应该是整体的。所以，改革成本的分担和红利的分享还没有界定清楚，因此产生改革的激励可能就很难推进。这种情况就容易会出现改革不落地，走形走样的情况，和原来的目标相差很远。
我们认为供给侧结构改革是可以带来红利的，在原来不改革的潜在增长率上增加若干百分点。我们过去做过一些研究，着眼于哪些改革可以提高劳动参与率，因为劳动年龄人口不再增长，未来的经济活动人口也不再增长。劳动参与率主要不是指延长退休年龄，而是主要指农工民继续转移，而且在城市待下去。
长期看，生育率也可以有利于未来的增长。提高人力资本，推动教育和培训，降低企业成本，已经在中央去年的经济工作上做出部署，还有更重要的，更长期的增长能力来自于全要素生产率。我认为显示的效果最明显的，可以一对一的提高潜在增长率的改革，就是增加劳动力供给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最后说一点，L型的未来经济增长轨迹是怎么来的。不改革也有一个趋势，权威人士说就是不刺激，也跌不到哪儿去。到2050年才降到平均值，在这之前还是高于平均值的。但是，我们不能不改革。有一定的改革，可以达到一定的效果，可以到2050年还在平均值以上，再进一步，还可以达到更好，基本上就是L型了。也就是说，最好的改革结果是达到L型。
L型的含义是什么？第一是潜在增长率一定是长期往下走的，因为是从中等收入国家到高收入国家。第二，如果推进改革，最好的结果可以改变潜在增长率下降的速度，甚至在一定时期内还会有相对平滑的变化，所以这就是L型。
最后是一些积极的前景，如果用真正的L型实现增长速度，目前人均GDP是7400美元，标准的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到2022年，按照可能的速度和不变的价格，就可以达到12600美元，是世界银行划分的中等偏上到高收入的跨越点，还不稳定。再过十年，到2030年，可以达到19000美元，相当于目前爱沙尼亚的水平，稳居高收入行业。到2040年超过3万美元，高收入国家目前的收入是37000美元。到2050年，中国超过5万美元，和目前加拿大的水平一样，也就是说高收入国家的高收入国家。但是，所有的结果都要取决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
问答环节
问：前不久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认为2024年中国可以进入实现高收入国家的行列，但是公众还有有一些疑问，您觉得中国实现高收入有哪些依据能让公众相信？
蔡昉：需要注意，第一，1.2万美元是门槛，最低的高收入国家是在这个水平上，对于高收入国家来说不是特别高的水平。从现在的收入水平来说，达到这个水平会有一定的改善，但也不会看到根本性的改善。
第二，也要看到拉美的经验，跨进了那个门槛，如果遭遇困难，犯了经济政策上的错误，也可以退回来。比如说阿根廷曾经就进入到发达国家行列，但到现在他还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
第三，更重要的是，有什么样的发展水平，这一人均发展水平还要让所有人真正都有获得感。如果说2022年还不能达到3万美元，肯定达不到，仅仅是跨过这个门槛的话，可能还是要让公众更多感受到什么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真正改善收入分配。今后六七年要保证经济增长速度，是要花力气的，但是更多的力量应该用在改善收入水平，让大家有更多的获得。